W.H. 奥登与詹姆斯·舒勒：生平与文学中的双重镜像

背景

在纳森·科南（Nathan Kernan）出版《像平常的一天：詹姆斯·舒勒传》（A Day Like Any Other: The Life of James Schuyler）之前，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詹姆斯·舒勒（James Schuyler）在 W.H. 奥登（W.H. Auden）晚年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尽管众所周知两人是朋友，且舒勒曾偶尔担任奥登的打字员和秘书，但事实上，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舒勒曾是奥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舒勒刚刚深入融入曼哈顿的同性恋社群，经奥登的前恋人及终身伴侣切斯特·卡尔曼（Chester Kallman）介绍，他与男友比尔·奥托（Bill Aalto）成为奥登位于科内利亚街（Cornelia Street）公寓的常客。1947 年 10 月，当舒勒和奥托乘船前往欧洲时，奥登和卡尔曼在码头送行，并承诺次年春天重新相聚。这一时期不仅是两人友谊的高峰，也是舒勒诗歌生涯转折的关键节点。

核心内容

欧洲之旅与“家庭”生活 奥登与舒勒一行首先在佛罗伦萨重逢，度过了 1948 年的春天。在此期间，奥登创作了一系列重要诗作，包括《赞美石灰岩》（In Praise of Limestone）。随后，他们前往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岛（Ischia）小镇福里奥（Forio），奥登决定在此每年夏季居住一段时间，以躲避曼哈顿夏季的酷热与潮湿。

当奥登返回纽约时，他委托舒勒和奥托照看他在伊斯基亚的住所，但这两人（除旅行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奥登和卡尔曼也回到福里奥。这四个人加上频繁的访客构成了一个庞大、怪异但亲密的“同性恋家庭”。他们酗酒、嬉笑，不断互相引用歌剧台词——奥登甚至根据歌剧《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中的角色，将舒勒和卡尔曼分别称为“多拉贝拉”（Dorabella）和“菲奥尔迪利吉”（Fiordiligi）。

冲突与更迭 这个和谐的家庭生活因奥托频繁的发怒而破裂。奥托曾试图杀害舒勒，导致奥登将其驱逐（奥登在信中写道：“比尔必须走”）。尽管奥托试图挽回，但舒勒拒绝原谅。不久后，舒勒结识了新男友查尔斯·海尔曼（Charles Heilemann），海尔曼随即搬入。

卡尔曼经常旅行，期间奥登会给他写充满八卦色彩的信件，描述舒勒和海尔曼的生活，并戏称他们为“床垫女孩”（Mattress Girls），灵感来自意大利电影《床垫姐妹》（Le sorelle Materassi）。受卡尔曼影响，奥登正处于其“同性恋坎普”（gay-camp）风格的巅峰期，喜欢使用“卡尔曼夫人”、“奥托男爵”甚至“戈德小姐”（Miss God，他终生保留的习惯）等戏谑称呼。

打字员的双重角色：艾伦·安森与詹姆斯·舒勒 1948 年至 1958 年间，奥登在格林威治村和伊斯基亚之间往返。在纽约期间，他通过讲座、书评、书籍序言和编辑工作谋生，主要精力投入于散文创作。此时，为他打字的主要是诗人艾伦·安森（Alan Ansen）。安森不仅打字，还是奥登在《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中格律和形式实验的听众与批评者。

相比之下，在伊斯基亚，为奥登打字的是詹姆斯·舒勒。这意味着舒勒负责录入奥登大部分的诗稿。当时舒勒并无写诗的计划，他希望能写小说，但尚未动笔。录入奥登诗集《非时》（Nones，作者正在编辑此书）的全部手稿，让舒勒感到敬畏、着迷，同时也备受打击。

舒勒的诗学转向：从奥登到 D.H. 劳伦斯 科南在传记中指出，舒勒在录入奥登精心构建、姿态优雅的诗句时，曾对自己说：“如果这就是诗歌，那我肯定永远写不出自己的诗。”他承认自己被奥登诗歌中“专业的、传统的”技术复杂性、技巧、押韵和格律所震慑。

然而，这种震慑反而激发了舒勒的反向动力。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考虑写诗，于是将 D.H. 劳伦斯（D.H. Lawrence）视为对立面和灵感来源。劳伦斯的自由诗风格看似随意，与奥登严谨的传统格律截然不同。舒勒认为，阅读劳伦斯的作品是一种“解放”，让他不必拘泥于那些繁复的技巧。后来，当舒勒开始写诗时，劳伦斯成为了他最明确的榜样。

视觉诗歌与反奥登式创作 奥登的老朋友布莱恩·霍华德（Brian Howard）曾挑战奥登写一首真正的“视觉诗”，奥登为此创作了《伊斯基亚》（Ischia），并献给霍华德。这首诗意象强烈，具有精确的视觉生动性，这并非奥登的典型风格，却是劳伦斯（如《蛇》）和后来的舒勒（如《石刀》）所擅长的领域。

舒勒在敬畏奥登的同时，也感到被其压制。据科南记载，当舒勒向奥登展示诗作时，奥登对他进行了说教，特别是关于断行（line breaks）的规则。后来，舒勒读到当时默默无闻的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作品，发现奥哈拉恰恰运用了奥登所反对的断行游戏。舒勒决定追随奥哈拉的实践。随后，舒勒结识了奥哈拉及其好友约翰·阿什贝里（John Ashbery），他们的鼓励确立了舒勒的艺术道路。

奥登的慷慨与权威 奥登对舒勒极为慷慨。在舒勒与奥托分手陷入经济困境时，奥登多次借钱给他；多年后，当舒勒经历精神病发作时，奥登支付了他的住院费用并定期探视。然而，尽管奥登当时仅四十出头，他已自视为“诗歌界的泰斗”，往往期待年轻诗人以顺从的感激之情接受他的指导。当年轻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时，奥登常回应：“你老母亲已经想了很多。”

哲学分歧：历史与自然 舒勒与奥登的疏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感知层面的。在两人亲密交往期间，奥登痴迷于一个观点：人类在造物中是独特的，因为他们同时生活在自然与历史之中（舒勒曾为奥登的诗歌《他们孤独的优越者》打字，这是该观点的简洁表达）。

相比之下，舒勒拒绝这一观念，转而全心全意地感知当下瞬间的世界。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日记中所写：“如果你不躺下总结，对这一刻说‘这一刻，停留吧，你是如此美好’，那么死亡时你会有什么收获？不：停留，这一刻。没人说得够多。”舒勒的诗歌中没有历史的沉重，只有对当下瞬间的纯粹捕捉。

关键要点

• 核心关系：詹姆斯·舒勒在 1940 年代末不仅是 W.H. 奥登的朋友，更是其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担任主要打字员并参与其社交圈。
• 生活群像：奥登、卡尔曼、舒勒及其伴侣们形成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同性恋坎普文化色彩浓厚的“家庭”，其间夹杂着酗酒、歌剧引用以及暴力冲突（奥托试图杀害舒勒）。
• 职业反差：在纽约，奥登依赖艾伦·安森处理散文及格律实验；在伊斯基亚，舒勒负责录入奥登的诗稿，这一过程让舒勒对奥登的技术精湛感到敬畏与挫败。
• 诗学反叛：舒勒并未模仿奥登，而是通过阅读 D.H. 劳伦斯和弗兰克·奥哈拉，确立了反奥登式的创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