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讨厌 AI？

背景

近期，前 Google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极力推崇人工智能（AI）的到来，却遭到学生的猛烈嘘声。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期一系列类似事件的缩影，表明公众对 AI 的厌恶情绪正在蔓延。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普遍认为 AI 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且多数人认为 AI 对个人也有害。这种负面情绪并非源于对创新的常规怀疑。回顾历史，1999 年互联网兴起时，公众对计算机技术持极度乐观态度；2015 年社交媒体普及初期，71% 的公众认为科技公司对国家发展有积极影响。然而，如今公众对新兴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核心内容

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公众对 AI 产生强烈敌意的多重原因，指出这并非正常的“创新焦虑”，而是由技术公司策略、强制推广、基础设施成本以及科技巨头信誉崩塌共同导致的系统性反弹。

1. 自我实现的恐惧：科技巨头的“末日营销”

公众对 AI 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售卖 AI 的公司自己散布的恐慌言论。例如，Anthropic CEO 达里乌斯·阿莫迪（Darius Amodei）曾声称，AI 可能在 1 到 5 年内消灭一半的初级白领工作，并将整体失业率推高至 20%。OpenAI 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也曾做出类似预测。

这种“末日论”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金钱考量。科技巨头通过宣扬 AI 将彻底重塑经济，旨在 dazzle（震慑/吸引）华尔街以获取融资，并恐吓企业客户因害怕落后而匆忙采用 AI。直到引发公众强烈反弹后，他们才意识到这种营销策略的危险性。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近期明确表示反对这种狂热，指出不能一边宣称白领工作消失，一边又声称 AI 是武器并大肆建设数据中心。

2. 强制推行：缺乏选择权

虽然部分人自愿使用大语言模型（LLM）提升效率，但大量 AI 应用是被强制推行的。

• 职场压力： 企业为了响应金融市场对“快速采用 AI”的奖励机制，强迫员工使用 AI 工具，即便其实际效果尚未得到证实。
• 消费端强推： 消费者也被迫接受 AI。最极端的例子是 Google 将其搜索引擎替换为 AI 驱动的结果，且不提供退出选项。用户必须寻找隐蔽的变通方法或第三方网站才能获取传统搜索结果。 公众感到自己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失去了是否使用 AI 的选择权。

3. 数据中心的可见成本：环境与社会负担

AI 背后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成为了其高昂成本的直观象征。

• 资源消耗： 数据中心占用巨大土地（犹他州一个拟建项目面积将是曼哈顿的两倍），并消耗大量电力和水资源。
• 环境污染： 当数据中心自行发电时，会造成严重的当地污染。
• 民意反对： 路透社 Ipsos 民调显示，57% 的美国民众反对在社区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其中三分之二为民主党人，一半为共和党人，仅有 14% 表示支持。

4. 科技公司的信任危机与“产品恶化”（Enshittification）

在 AI 出现之前，科技公司的公众形象已大幅下滑。皮尤数据显示，2015 年公众对科技公司持积极看法，但到 2022 年（ChatGPT 发布之年），这种好感已荡然无存。

• 信任丧失： 公众意识到社交媒体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危害。
• 产品恶化： 科技产品经历了“enshittification”（意指平台先讨好用户，再讨好广告商，最后牺牲用户体验以榨取利润的过程），导致用户反感。

5. 财富集中与科技寡头

AI 在公众心中与科技寡头紧密绑定。随着财富和权力向顶层集中，美国民众（除 MAGA 忠实支持者外）普遍支持减少财富不平等的政策。AI 被视为加剧顶层财富集中的技术。鉴于科技巨头此前关于 AI 将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言论，公众有理由认为 AI 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

关键要点

• 非典型怀疑： 当前对 AI 的敌意不同于历史上对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初期怀疑，这是一种特殊的、强烈的反弹。
• 营销策略反噬： 科技巨头为融资和抢占市场而故意渲染“就业末日”，结果导致公众和大型企业（如微软）的反感。
• 剥夺选择权： 无论是职场强制使用还是消费端（如 Google 搜索）的默认植入，剥夺用户“不使用”的权利是引发愤怒的核心原因之一。
• 基础设施邻避效应： 数据中心的高能耗、高占地及污染问题，引发了跨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广泛反对。
• 政治毒性： 接受 AI 行业资金或与科技公司关联，正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毒药。尽管 AI 行业试图通过政治献金影响选举，但多数努力失败，公众舆论开始制约资本权力。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AI 行业为了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吸引投资、迫使企业买单），故意将自己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形象，结果在政治上和公众舆论上自食其果。

1. 政治格局变化： “科技金主”的光环正在褪去。在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与科技寡头绑定已成为政治风险。公众舆论正在成为制约资本权力的重要力量。
2. 行业策略调整压力： 科技巨头必须重新评估其沟通策略。继续宣扬“替代人类”或“强制 adoption”只会加剧社会对立。
3. 监管与社会契约重构： 公众对 AI 的抵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社会层面的。这预示着未来 AI 的发展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更激烈的社区阻力（针对数据中心）以及更苛刻的伦理审查。
4. 信任重建的必要性： 科技行业若想获得长期的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必须停止“末日营销”，尊重用户的选择权，并解决 AI 带来的公平性和环境问题。

简而言之，AI 的困境不在于技术本身不够强大，而在于其推广方式违背了公众对公平、选择和可持续性的基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