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部门的“战士”困境：从战斗心态到守护者哲学的转型

背景

在现代警务文化中，极少有概念像“战士”（Warrior）这一理念那样受到推崇。执法部门广泛接受并强化一种“战士心态”（Warrior Mindset），这种心态的美德在各类面向执法人员的书籍、文章、访谈和研讨会中被大肆宣扬。《警察杂志》（Police Magazine）的一篇文章开篇便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随意口吻揭示了这一概念的普遍性：“[警官们] 几乎每天都会听到关于需要具备战士心态的呼吁。”

现代警务已经彻底吸收了这种“战士神话”。在某些执法机构中，自称“警察战士”甚至成为了一种职业自豪感的来源。这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微小变化，尽管其初衷良好，但“战士”概念却为改善警民关系制造了巨大的障碍。简而言之，执法部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战士”问题。

核心内容

本文评论首先描述了执法培训和战术如何反映“战士”概念，指出现代警务中若不加解决，将持续阻碍或破坏提升公众对警察合法性认知的努力。作者加入日益壮大的呼声行列，认为对于现代警官而言，合适的隐喻是“守护者”（Guardian），而非“战士”。基于这一原则，作者提出了两项警务培训的实际变革建议，旨在促进警察的最终使命——维护公共安全——并通过培养而非阻碍公众信任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求非执法性质的接触，二是强调战术克制。

“战士心态”的定义与异化

在最狭隘的意义上，“战士心态”指的是警官在面对生命攸关的斗争时，像士兵一样被教导要具备的心理韧性和态度。在这种语境下，它指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承诺：无论胜算如何、困难多大，都要坚持生存，即使在精神和身体上更容易放弃时也不退缩。如果仅如此定义，这一概念很难受到批评。

然而，对“战士”的致敬已经使这一无可争议的定义发生了扭曲，演变成了“战士心态”（Warrior Mentality）。虽然广义定义同样出于对警官安全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但狭义定义仅适用于最危险、心理最 precarious（不稳定/ precarious）的情况，而广义定义则指导警官如何处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恐惧驱动的警戒文化

从警校的第一天起，准警官们就被告知他们的首要目标，即执法界的“第一法则”，是每次换班结束时都能平安回家。但他们被教导生活在一个极度敌对的世界中，一个 literally（字面意义上）在“猎杀”他们的世界。早在警校第一天，通过展示牺牲警官最后时刻的图形化和令人心碎的视频，警官们所面临的危险就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们被告知，死亡往往只差一个小小的失误。

例如，新墨西哥州警校的培训材料明确告知学员，他们将要应对的嫌疑人“在心理上已准备好做出暴力反应”。每位学员都被告知：“你今天、明天或下周五都可能死去。”

在这种世界观下，警官被认为与未知但高度致命的敌人进行着间歇性且不可预测的战斗。结果是，警官学会了“恐惧”。尽管执法圈子里很少直接使用“恐惧”一词，而是常用“警觉”、“专注”、“谨慎”、“警惕”或“敏锐”等词汇，但事实是，警官并非出于乐趣才变得警觉，而是出于恐惧。恐惧在执法部门无处不在。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所写，警官们不断被灌输“应该感到恐惧，因为生存取决于此”的信息，这不仅来自正式培训，也来自上级、资深警官、同行以及执法论坛和出版物。

过度警觉与敌意预设

对于“战士”而言，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是生存的最佳机会。警官被教导将遇到的每一个个体都视为武装威胁，将每一个情境都视为正在形成的致命武力遭遇。没有例外，因为敌人的身份未知，所以在被彻底证明无害之前，每个人都是威胁。

流行的警察训练文本建议：“当你接近任何情境时，你要养成寻找掩护的习惯，以便在麻烦爆发时能自动反应并到达掩护处。”更近期的文章则更为直白：“保持谦逊和同情心；专业且礼貌——并制定一个杀死你遇到的每个人的计划。”警官被告知，制定这个计划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遇到的每个人可能都有杀死他们的计划。

对社区警务的阻碍

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警官与平民的互动方式。首先，它在真正的社区警务与建立关系之间制造了巨大的、虽不可见但确实存在的障碍。社区警务的核心在于建立警方与社区之间的“协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识别问题并制定有效对策。为了履行社区警务的承诺，警官必须与社区成员建立有意义的短期和长期关系。

作者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揭示了这种摩擦：想象你是一名新晋警官，车窗摇下，在街上寻找可以建立积极关系的社区成员。但你被反复告知，你的生存取决于相信每一个你看到的人—— literally（字面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且可能有兴趣杀死你。处于这种境地，你真的会下车去接近某人吗？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是会悠闲地走去开始随意的交谈，还是会小心翼翼地靠近，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请求搜查许可……然后，也许，才尝试开始那随意的交谈？后者正是许多警官被教导要做的事情，也是作者作为新晋警官时被教导的做法。

这种模式在数百或数千次警民互动中重复，严重阻碍了有意义、协作性关系的建立。

悖论：战士心态反而降低了安全性

反直觉地，战士心态也使警官和平民的安全系数降低。无论是通过正式培训还是非正式示范，警官都学会了在言语和身体上控制他们所处的空间。设定适当的接触基调至关重要，而被认为最能保障警官安全的基调是“不容置疑的指挥权”（Unquestioned Command）。甚至被告知，表现得友好可能会使他们成为目标。

关键要点

• 概念异化：“战士心态”已从仅在极端危险情况下使用的生存策略，异化为指导所有警务工作的普遍心态，导致了对敌意世界的过度预设。
• 恐惧驱动：警务培训中充斥着对死亡的强调，导致警官普遍存在“恐惧”心理，尽管官方用语倾向于使用“警觉”或“谨慎”等词汇。
• 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警官被教导将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生命威胁，这种“有罪推定”式的预设使得建立信任变得极其困难。
• 社区警务的失效：战士心态与社区警务所需的协作伙伴关系背道而驰。当警官将每次互动都视为潜在的战斗时，无法进行自然的、非对抗性的社区交流。
• 安全悖论：旨在保护警官的“战士”战术（如过度控制空间、预设敌意）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增加暴力升级的风险，从而对警官和平民双方都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 替代方案：作者主张用“守护者”（Guardian）隐喻取代“战士”隐喻，并建议通过强制要求“非执法接触”和强调“战术克制”来改革培训，以重建公众信任并实现真正的公共安全。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现代警务文化中一个核心的结构性矛盾：旨在保护警察安全的培训体系，实际上可能在长远上损害警察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1. 信任危机：当警务人员以“战士”自居，并将公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时，警民之间的信任基石被瓦解。这种不信任不仅阻碍了情报收集和犯罪预防，还使得警察在危机时刻难以获得社区的配合。
2. 暴力升级风险：基于恐惧和过度警觉的互动模式，极易将普通的民事纠纷或轻微违规升级为致命冲突。对于平民而言，这种心态意味着他们在日常互动中面临不必要的生命威胁；对于警官而言，这种心态使他们长期处于高压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高风险中。
3. 范式转移的必要性：文章呼吁从“战士”向“守护者”的范式转移，这不仅是修辞上的改变，更是警务哲学的根本重构。守护者理念强调服务、保护和服务于社区，而非仅仅作为对抗犯罪的战士。
4. 培训改革的具体路径：提出的两项具体措施——非执法接触和战术克制——为警务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切入点。通过强制警官在非紧急情况下与社区成员进行无执法目的的互动，可以逐步消除预设的敌意，重建人性化连接。

总之，解决“战士”问题不仅是道德或政治上的正确选择，更是提升警务效能、保障警官长期安全以及重建社会秩序的实用策略。只有当警察不再将自己视为孤立无援的战士，而是社区安全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