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苏格兰人：赋予卡夫卡声音的译者

来源：Hacker News / Boyd Tonkin 日期：2026年6月10日 主题：文化

背景

在英语世界阅读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半个世纪里，爱德温·缪尔（Edwin Muir）和威拉·缪尔（Willa Muir）夫妇的译本构成了这一体验的基石。然而，在一部近期获奖的研究著作中，他们的贡献却几乎被完全忽视。

这部著作是捷克裔法国作家 Maïa Hruska 的处女作《卡夫卡式：十位伟大作家翻译二十世纪》（Kafkaesque: Ten Great Writers Translate the Twentieth Century），由 Sam Taylor 从法语翻译为英文，由 William Collins 出版。该书副标题为“十位伟大作家翻译二十世纪”，追溯了卡夫卡对一批直接翻译或阐释其作品的作家的影响，其中包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保罗·策兰（Paul Celan）甚至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文章指出，尽管 Hruska 的著作引人入胜且情感真挚，但它几乎完全抹去了缪尔夫妇作为卡夫卡早期最重要推手的地位。这种“抹除”本身构成了一个卡夫卡式的讽刺：正是由于后世对缪尔夫妇译本的批评，导致了他们被彻底遗忘。

核心内容

文章首先通过一部1995年的苏格兰短片《弗兰兹·卡夫卡：美好的生活》（Franz Kafka’s It’s a Wonderful Life）引入话题。在这部由 Peter Capaldi 编剧并导演的奥斯卡获奖短片中，理查德·E·格兰特（Richard E Grant）饰演的卡夫卡在布拉格阁楼中挣扎，试图决定将主角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变成什么。香蕉？袋鼠？最终，一件误送的滑稽戏服装和一只被压扁的蟑螂让他意识到，必须是一只巨大的“昆虫”。

这个笑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众熟知卡夫卡将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虫子。然而，这只“昆虫”的存在要归功于另外两位苏格兰人——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符合典型的苏格兰人形象。威拉·缪尔出生于安格斯，父母来自设得兰群岛；爱德温·缪尔则自豪地称自己为“奥克尼人”，并自称为“优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缪尔夫妇的翻译生涯

• 开端与终结：夫妇二人对卡夫卡作品的倡导始于1929年的《城堡》（The Castle），并持续到1948年出版的《在流放地》及其他故事集。
• 关键译作：1933年，他们出版了《变形记》（Die Verwandlung）的英译本。
• 流亡生活：从1919年到1950年，缪尔夫妇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文学流浪，足迹遍布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意大利以及多个英国临时居所。爱德温曾在爱丁堡、布拉格和罗马担任英国文化协会的高级职位，并创作了大量受神话启发的诗歌，受到塞缪尔·海涅（Seamus Heaney）的高度评价。威拉则是一位古典学家，也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其著作《女性：一项调查》（Women: an Inquiry）由伍尔夫夫妇的 Hogarth Press 出版。

翻译过程中的平等与争议

• 翻译工厂：两人曾后悔成为“翻译工厂”，最初是为了支付微薄的海外生活开销。爱德温在1954年的自传中 lament 道，这项技艺“起初是一种资源，后来硬化成了一种必需”。
• 性别角色：威拉是两人中更优秀的语言学家。她曾对被视为丈夫的“技术助手”以及父权社会使她隐形感到怨恨。尽管有日记抱怨“爱德温只是帮忙”，但也有证据表明两人是完全平等的合作关系——他们曾将书撕成两半，抛硬币决定各自负责的部分，并互相修订劳动成果。

译本的风格与评价

• 缪尔译本的特点：他们的译本流畅、正式、神秘且具有催眠般的力量，为英语世界的卡夫卡塑造了独特的声音。他们使用的是由卡夫卡好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编辑的文本（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销毁未发表手稿的遗愿）。
• 后世批评：20世纪80年代，由牛津学者马尔科姆·帕斯利（Malcolm Pasley）领导的团队发布了修订版文本，随之而来的是新一波英语译本取代了缪尔夫妇的版本。后世译者（如 Michelle Woods 在2014年的研究《Kafka Translated》中总结的）批评缪尔夫妇的译本“太有缺陷、太本土化、太符合马克斯·布罗德对文本的弥赛亚式愿景……且缺乏幽默感”。
• 具体争议：缪尔夫妇将 Ungeziefer 译为“gigantic insect”（巨大的昆虫），而后世译者认为“monstrous vermin”（怪异的害虫）等更非具体的词汇更能传达原文的恐怖感。批评者认为缪尔夫妇呈现的卡夫卡过于平滑、严肃和神圣。

被忽视的贡献 尽管受到批评，缪尔夫妇的成就值得高度赞扬。他们偶然发现了那些定义世纪文化的超现实作品，并在贫困、不安全感和偏见的逆境中，将这些作品推广到整个英语世界。爱德温在1936年翻译《审判》时写给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信中写道，卡夫卡的“魅力是无尽的”，每一句都让他感受到“一种伟大感”。

制度性的排斥 缪尔夫妇并非享有特权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初，自学成才的爱德温试图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寻找教职，尽管 T.S. Eliot 和约翰·布坎（John Buchan）提交了推荐函，但英语教授仍以“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佃农之子”为由拒绝了他。爱德温最终只能在邓迪盖章配给簿。如今，拥有终身教职和丰厚资助的学者可以沐浴在卡夫卡的声誉中，并对这些几乎身无分文的奋斗者评头论足。

Hruska 著作的盲点 Hruska 的著作虽然精彩，但更像是一篇格言式的个人随笔而非系统性研究。她解释了卡夫卡为何吸引那些在20世纪历史风暴中无家可归和流离失所的心灵，并指出这种参与是对 pokoj（捷克语，意为私人住所或内心圣所）的追求。然而，她几乎完全忽略了缪尔夫妇。

关键要点

• 缪尔夫妇的主导地位：在1933年至1980年代中期，爱德温·威拉·缪尔夫妇的译本是英语世界阅读卡夫卡的主要途径，长达半个世纪。
• 译本风格的争议：后世译者批评缪尔夫妇的译本过于“平滑”、“本土化”和“严肃”，认为他们美化了卡夫卡，使其失去了原文的怪诞和幽默感。
• 文本基础的差异：缪尔夫妇基于马克斯·布罗德编辑的版本进行翻译，而1980年代后出现的修订版译本基于帕斯利等人整理的更忠实于卡夫卡手稿的新版本。
• 社会与性别偏见：威拉·缪尔作为更优秀的语言学家，长期被忽视，被视为丈夫的助手；爱德温·缪尔因出身佃农家庭且无大学学历，遭到学术界的排斥。
• 当代研究的盲点：近期获奖的 Maïa Hruska 著作《Kafkaesque》虽然探讨了卡夫卡对博尔赫斯、莱维等作家的影响，却几乎完全抹去了缪尔夫妇作为早期关键推手的贡献。
• “抹除”的讽刺：文章指出，正是由于后世对缪尔夫妇译本的过度批评和“去神话化”，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