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离开谷歌DeepMind

背景

本文作者是 Google DeepMind 的一名前员工，因不满公司向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下属机构提供服务以及最终与五角大楼签署一份无限制的军事 AI 协议，在内部发起了一系列倡导活动无果后，最终选择离职。文章讲述了作者如何试图推动 Google 坚守其 AI 伦理承诺——特别是反对开发自主武器（killer robots）——但遭到高层、知名学者乃至同僚的集体沉默或拒绝，最终公司还是签署了比 OpenAI 还弱的合同限制。作者认为，这是“强大人物和机构在压力面前逐一违背 AI 伦理承诺”的典型案例。

核心内容

2026 年 1 月，DHS 官员在两次事件中枪杀了至少两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作者发现 Google 向 DHS 下属机构（包括 ICE）销售云服务，认为这助长了不合理的执法暴力。他决心推动 Google 从这些业务中撤资，并很快扩展到阻止 Google 与五角大楼签署一份没有禁止自主武器和大规模监控条款的军事 AI 协议。

作者首先联系了 Google 首席科学家、Gemini 联合负责人 Jeff Dean。Jeff 曾公开谴责 ICE，并签署过反对自主武器的承诺。作者希望 Jeff 利用其巨大影响力阻止 Google 签署不道德的军事协议。Jeff 建议作者直接给 Sundar Pichai（Google CEO）、Demis Hassabis（DeepMind CEO）和 Thomas Kurian（Google Cloud CEO）发邮件。作者照做了。

随后作者写了一封 25 页的提案，包含合同语言和监督机制，得到军事与监控法律专家的好评。他将提案发给 Demis，Demis 转给了政策团队，但最终无人跟进，直到 Google 签下协议。作者还曾请知名 AI 研究员 Stuart Russell（长期反对自主武器）推动其组织发表支持 AI 供应商抵制政府胁迫的声明，但 Russell 在会议上答应后，声明和会员投票都无疾而终。作者也曾让 Jeff Dean 公开联合签署一份支持 Anthropic 对抗五角大楼的法律简报，Jeff 照做了，但当作者要求 Jeff 用其影响力阻止 Google 自身的不道德军事协议时，作者认为 Jeff 没有行动。

Google 高级管理层一再坚称公司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但作者警告无效。最终 Google 签署的合同限制甚至比 OpenAI 还弱——没有禁止用于自主武器或大规模 AI 监控。作者认为自己无法在良心安顿的情况下留在 Google，于是离职。

文章还列举了 Google 与 DHS 的合同细节：DHS 2025 年 AI 使用案例清单将 Google 列为生成式 AI 供应商；Google 通过第三方向 ICE 销售云服务；2025 年 10 月 Google 从应用商店下架了提醒 ICE 活动的应用；Google 未经通知将一名学生抗议者的账户数据交给 ICE，违反了自己“在向政府披露信息前会发送邮件通知”的服务条款。

作者反思了策略：他认为在 AI 行业，人才是“头重脚轻”的，少数不可替代的明星比大量普通工程师更有影响力。所以他不需要 100 人辞职，也许只需要 10 个关键人物——甚至只需 Jeff Dean 一人。但 Jeff 尽管有原则和影响力，最终没有阻止交易。

关键要点

• Google 向 DHS/ICE 提供云服务，直接参与移民执法供应链，曾有下架提醒 ICE 活动的应用、违规移交用户数据等行为。
• 作者试图推动 Google 撤资，但高级管理层多次承诺“不会签署”不道德协议，实际上却签了；作者认为他们要么是错误判断，要么是故意隐瞒。
• 知名 AI 伦理倡导者（如 Stuart Russell、Jeff Dean）在关键时刻退缩：Russell 答应发表声明后不了了之；Jeff Dean 愿意支持对抗五角大楼的第三方诉讼，却未阻止自家公司的不道德协议。
• Google 的合同限制比 OpenAI 还弱：没有禁止自主武器或大规模 AI 监控的条款。
• 作者的 25 页提案得到专家好评，但被高层搁置，直到协议签署。
• 作者最终因无法在良心安顿下继续工作而离开 Google DeepMind。
• 作者认为，在 AI 行业，少量关键人物的离职威胁比大规模请愿或罢工更有效，但最终连一个 Jeff Dean 的杠杆也未能撬动公司决策。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是 AI 行业内部人士第一次详细披露大型科技公司在政府施压面前如何放弃伦理承诺的具体过程。它揭示了几个深层问题：

1. AI 伦理承诺的真实韧性：Google 曾发布 AI 原则，反对自主武器，但当五角大楼施压时，这些原则被轻易绕过。作者指出 Demis Hassabis 在协议签署后仍坚持“AI 原则没有改变”，但这种说辞与事实严重不符。

2. 个人影响力的局限：即使像 Jeff Dean 这样被公认为“圣人”、拥有巨大杠杆的人物，也未能阻止公司做出违背其公开承诺的决策。这说明公司高层的商业与政治考量远大于个别明星员工的道德信号。

3. 学术界与公众人物的责任缺失：Stuart Russell 等长期批判自主武器的权威人士，在需要实际行动时选择沉默或拖延，削弱了伦理倡导的可信度。

4. 政府胁迫与科技公司自主权的冲突：五角大楼施压 AI 供应商签署无限制军事协议，而 Google 最终屈服，表明在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面前，伦理承诺往往成为牺牲品。

5. 对 AI 存在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的间接影响：作者在附录中回应了质疑——如果 AI 伦理承诺在压力下如此脆弱，那么即使是最谨慎的公司也可能在未来更危险的军事/监控应用中轻易放弃约束，这实际上增加了长期 AI 安全风险。

这篇文章不仅是个人的离职告白，更是一份对 AI 行业伦理治理失效的尖锐控诉——当压力来临时，承诺如纸，权力者一一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