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变得过于“美国化”，以至于无法信任

来源：Hacker News / 原文作者：Cory Doctorow 日期：2026年5月27日

背景

这篇文章发表于2026年，由电子前沿基金会（EFF）资深研究员 Cory Doctorow 撰写。文章借由对气候变化的隐喻，探讨了人类面对缓慢发生的灾难时的集体迟钝性。作者指出，尽管美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监控和信任危机，但全球用户和监管机构长期采取“打补丁”式的应对策略，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执政以及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种缓慢的危机正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灾难。文章回顾了自2005年 Mark Klein 揭露 NSA 监控计划，到2013年 Edward Snowden 曝光棱镜计划以来的历史，指出我们虽然知道美国互联网不可信，却因路径依赖和监管失效，依然深陷其中。

核心内容

文章开篇以“屋顶漏水”为隐喻，批评人类物种在面对慢动作灾难（如气候变化）时的无能：我们往往只在危机爆发、损失惨重时才采取行动。作者承认，虽然像普京入侵乌克兰这样的冲突带来了痛苦，但也迫使欧盟加速能源转型；同理，虽然唐纳德·特朗普的混乱统治带来了威胁，但也迫使人们正视那些被忽视几十年的重要问题——比如美国互联网的本质。

作者指出，美国人长期不被信任来运营全球互联网，这一认知至少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前 AT&T 网络工程师 Mark Klein 向 EFF 揭露，AT&T 在旧金山的 Folsom Street 办公室秘密建造了一个房间，并在光纤骨干网中插入分光器，以便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无需搜查令即可非法访问全球通信流量。由于全球互联网流量高度依赖美国作为数据枢纽（通过海底光缆汇聚），这意味着全球通信实际上都处于美国政府的监控之下。

尽管 EFF 随后起诉 NSA，并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目睹时任国家情报总监 James Clapper 公然撒谎，但全球互联网并未因此迁移。2013年，Edward Snowden 的曝光进一步证实了监控的普遍性，但世界依然继续使用这个“易于被拦截、充满监控”的美国互联网。我们只是像对待漏水屋顶一样，试图通过监管科技巨头来修补漏洞，而不是认识到问题的根源。

作者认为，问题不在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个人是否“坏”，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政策环境。这个环境奖励最糟糕的想法和最糟糕的人。扎克伯格和马斯克只是这种“恶臭时代”（Enshittocene）的产物，而非原因。科技高管们并不制定长期战略，他们通过 A/B 测试来适应环境，就像特朗普一样，采取一种在鳄鱼背上过河而不失腿的混乱策略。

文章随后回顾了 Doctorow 提出的“平台恶臭化”（Enshittification）理论的第一阶段：平台对终端用户友好，同时锁定用户。以 Facebook 为例，2006年扎克伯格向公众开放平台，承诺提供无广告、按时间倒序排列的信息流，并承诺不监控用户，以此从 MySpace 手中争夺用户。这一策略极其成功，用户不仅涌入 Facebook，还因为社交关系链而自我锁定。相比之下，Amazon 通过 Prime 会员预付运费锁定用户，Uber 通过烧钱补贴摧毁竞争对手，而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则利用社交网络效应以最低成本实现了用户锁定。

关键要点

• 人类对慢动作灾难的迟钝：社会倾向于在危机爆发前采取临时措施（如“放桶接水”），直到损失不可挽回才行动。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对互联网监控和科技巨头权力扩张的长期忽视。
• 美国互联网的结构性缺陷：自2005年 Mark Klein 揭露 AT&T/NSA 监控项目以来，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高度依赖美国。由于全球数据汇聚于美国，任何绕过美国监控的努力都极其困难。
• 监管的失败与错位：过去二十年，全球监管机构试图通过约束科技高管来解决问题，但这是一种误判。问题不在于高管个人，而在于允许甚至奖励这种行为的政策环境。
• “恶臭时代”（Enshittocene）的本质：科技巨头并非主动策划破坏服务，而是通过 A/B 测试适应一个奖励短期掠夺性行为的系统。扎克伯格、马斯克等高管只是这一系统的“结果”而非“原因”。
• 用户锁定的机制：社交平台通过提供初期优质体验（如无广告、隐私承诺）吸引用户，随后利用社交关系链、数据积累和网络效应实现低成本的用户锁定，使其难以迁移到其他平台。
• 特朗普与科技巨公司的共性：两者都代表了混乱和不可预测性。特朗普作为“混乱代理人”加速了危机的爆发，迫使人们面对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包括对互联网主权的担忧。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困境：尽管技术精英和政治领袖早已知晓美国互联网存在系统性监控和信任赤字，但全球社会因缺乏替代方案、高昂的迁移成本以及监管惰性，被迫接受这一现状。

1. 对数字主权的警示：文章暗示，只要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仍由美国公司主导并受美国法律管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主权就始终处于脆弱状态。单纯的技术加密或法律抗议（如 EFF 的诉讼）不足以改变这一结构性权力失衡。
2. 对科技监管范式的反思：作者挑战了主流的“问责高管”叙事，指出如果不改变奖励“恶臭化”行为的商业和政策环境，更换 CEO 或加强个别法规只是治标不治本。这为未来科技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需要从系统层面重构激励结构，而非仅仅针对个人。
3. 用户意识的觉醒：通过回顾从 Mark Klein 到 Edward Snowden 的历史，文章提醒用户，隐私和信任并非理所当然的权利，而是需要通过根本性的基础设施变革来争取的。用户需要认识到，所谓的“便利”和“锁定”往往是牺牲隐私和自主权的代价。
4. 地缘政治与技术安全的融合：在特朗普再次执政的背景下，文章将技术信任问题与地缘政治风险紧密联系起来。互联网不再仅仅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安全和国际信任的核心战场。这种融合使得互联网的去美国化或多元化成为一项紧迫的地缘政治任务，而不仅仅是技术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