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知如何对抗 AI，于是转而攻击数据中心

背景

近年来，美国各地掀起了一股针对数据中心建设的强烈抵制浪潮。这些被视为人工智能（AI）和现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核心的庞大设施，正从鲜为人知变为公众争议的焦点。根据盖洛普（Gallup）最近的民调，70% 的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家附近建设数据中心，主要担忧集中在噪音、电力消耗、水资源使用以及高科技设施占用农业用地等问题上。

这种地方性的抵制运动已席卷全美，导致数十个社区暂停了数据中心的建设。然而，这种看似出于环保和社区利益的反感，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困境。随着 AI 技术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恐惧日益加剧，普通民众感到无力应对这一宏大的技术变革，转而将矛头指向了 AI 的物理载体——数据中心。

核心内容

表面上看，美国民众对数据中心的抵制似乎很简单：它们令人厌烦，人们不希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后院”。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场抵制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在 AI 治理上政治失败的症状。

数据中心的争议：表象与实质

数据中心是位于郊区及远郊的巨大仓库，它们不仅为 AI 提供动力，也支撑着现代互联网的许多功能。这些设施伴随着噪音，被指控大量消耗电力和水资源，且外观往往被视为丑陋。在过去的一年半里，美国公众对数据中心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几乎一无所知到形成激烈的对立观点。

尽管反对理由听起来具有公共利益色彩，但正如 Vox 的 Eric Levitz 等多位评论员所指出的，许多阻止数据中心建设的理由，特别是环保方面的论据，被夸大了。例如，虽然数据中心确实消耗大量电力，且大部分电力仍来自化石燃料，但计算资源在能源和物理资源上的密集程度远低于许多其他日常活动或被 AI 取代的行业。此外，数据中心的水资源消耗仅占美国总用水量的极小部分，即便在干旱地区，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它们会导致水资源短缺。在某些情况下，用数据中心取代耗水量大的农业用地（如种植牛饲料作物），甚至可能对环境有益。

AI 恐惧的投射

民众对数据中心的愤怒，本质上是对 AI 本身的恐惧。AI 的创造者承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和繁荣世界，但也警告这可能消除所有人的工作，甚至毁灭人类。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让普通人感到恐慌。

如果人们害怕 AI 将带来一个悲惨的未来，那么这种情绪远比生态焦虑更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突然拼命想要禁止 AI 所依赖的物理基础设施。这也是为什么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听到 AI 一词就会遭到嘘声的原因。对于普通人来说，阻止一个数据中心似乎是唯一能拉动、以减缓 AI 发展的政策杠杆。

短视的策略与政治失灵

然而，这种策略是短视且低效的。逐个城镇取消数据中心项目不太可能实质性地减缓 AI 的采用，更无法监管 AI 的使用或保护我们免受其最坏后果。相反，这种方法将我们困在关于琐碎问题的辩论中，而不是讨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如何管理这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的技术和经济转型。

这种功能障碍阻碍了我们看到 AI 的潜在益处，也让我们无法思考如何广泛分享这些益处。归根结底，这是一种阻碍主义的表现，它同样阻碍了我们解决绿色能源、住房等其他重大问题的进程。

政治真空与 NIMBY 主义

美国正处于一个经济情绪 historically 糟糕的时期：民众对生活成本愤怒，对未来恐惧，对彼此和机构缺乏信任，并厌恶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国会虽然提出了数十项监管 AI 的法案，但未能通过任何综合性立法。在没有联邦监管提供经济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民众将 AI 的不可控感转化为对具体物理设施的攻击。

人们借用 1970 年代以来形成的环保审查程序，试图寻找看似合理的理由来阻止这一“失控的列车”。但这与利用环保主义来阻止新住房或高铁建设一样，是一种典型的 NIMBY（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行为。将 AI 问题简化为生态问题，甚至可能成为 AI 行业的护身符，因为行业可以相对 straightforwardly（直接地）在环保层面进行辩护，从而回避更核心的监管问题。

关键要点

• 抵制运动的本质是 AI 恐惧的投射：美国民众对数据中心的强烈反对，并非单纯出于环保或社区美观考虑，而是对 AI 技术带来的就业替代、社会变革及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层恐惧。
• 环保论据被夸大且具误导性：虽然数据中心确实消耗能源和水，但其环境影响常被过度渲染。相比其他行业，计算资源的密集度较低，且其用水占比极小。将 AI 问题简化为环保问题，可能让行业更容易辩护，从而逃避更严格的监管。
• 地方性抵制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逐个城镇阻止数据中心建设是一种“钝器”，无法有效减缓 AI 的普及，也无法监管 AI 的使用或保护公众免受其潜在危害。
• 政治失灵导致公众无力感：由于国会未能通过综合性 AI 监管立法，普通民众感到无法通过正规政治渠道影响 AI 的发展轨迹，转而寻求地方性的、可见的对抗手段。
• 需要更广泛的政策辩论：美国需要从琐碎的地方争议转向关于如何管理技术经济转型、如何确保 AI 扩展而非削弱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的广泛政策议程。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政治现象：当面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时，缺乏有效治理框架的公众往往会将焦虑具象化为对局部物理设施的抵制。

对 AI 监管政策的启示

这一现象表明，单纯依靠地方层面的 NIMBY 主义无法应对 AI 带来的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挑战。如果政策制定者继续忽视联邦层面的立法滞后，公众的恐慌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导致更多非理性的地方抵制，阻碍基础设施的必要建设，进而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对社会共识的影响

目前，公众对 AI 的认知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恐惧：要么是天降福祉，要么是末日灾难。这种极化情绪阻碍了理性讨论 AI 的利弊以及如何公平分配其收益。通过聚焦于数据中心等物理载体，公众回避了关于工作转型、社会保障、伦理规范等更复杂但更核心的议题。

对科技行业的警示

AI 行业不能仅依赖“环保合规”作为防御盾牌。如果行业无法回应公众关于就业、公平性和社会影响的真正关切，仅靠技术辩护无法平息民怨。行业需要积极参与政策制定，推动建立透明的监管框架，以重建公众信任。

未来的方向

要打破这一僵局，美国需要一场关于 AI 治理的全国性辩论。这不仅涉及如何监管 AI 模型，更涉及如何确保技术进步能够增强而非削弱人类的能动性，以及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快速技术变革的社会安全网。只有解决了这些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才能将公众的焦虑从“阻止数据中心”转化为“塑造 AI 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