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lin Pierce by David W. Blight：误读道德方向的总统悲剧

背景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是美国第十四任总统，也是历史上评价最低的总统之一。大卫·W·布莱特（David W. Blight）在其传记中通过回顾皮尔斯的任期，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当政治领袖误读了国家的道德方向时，原本出于政治考量的谨慎可能会演变成历史的灾难。

皮尔斯的悲剧在于他身处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内战前夕。当时，美国的政党体系正在瓦解，联邦岌岌可危，奴隶制问题正驱使南北方美国人互相恐惧和憎恨。然而，皮尔斯未能察觉这种正在转变的国家情绪，反而坚持一种过时的、亲南方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他的总统任期成为美国走向分裂催化剂的一部分。

核心内容

皮尔斯出身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政治世家，父亲是独立战争将军兼新罕布什尔州州长。他天资聪颖、相貌堂堂，被形容为“优雅且老练”，仕途起步极快：22岁开始执业律师，24岁进入州议会，26岁担任议长，29岁成为国会议员，33岁晋升为联邦参议员。

然而，皮尔斯的个人生活充满悲剧。他与鲍登学院院长之女简·梅耶·阿普尔顿（Jane Meyer Appleton）结婚，但婚姻并不幸福。简厌恶政治和公共生活，性格虔诚且孤僻。华盛顿的政治文化充斥着酒精，皮尔斯深受其害，成为酗酒文化的永久受害者。1842年，皮尔斯曾试图退出政坛回到新罕布什尔州执业，但在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后，他重返军旅，从列兵迅速晋升为准将。在攻占墨西哥城的战役中，他曾在炮火中从战马上摔下，膝盖撕裂并遭受内伤，剧痛中一度昏厥，但仍坚持随军直到胜利。即便后来成为总统，人们仍习惯称他为“将军”。

随着美墨战争结束及新领土的获得，奴隶制扩张问题成为焦点。皮尔斯作为新英格兰人，却与党内的南方人保持密切联系。他坚信州权，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并公开支持奴隶主对其“财产”（即奴隶）的权利。他全心全意拥护1850年妥协案，特别是备受北方憎恨的《逃奴法案》，认为这是维持联邦统一的手段。尽管反对该妥协案的呼声开始瓦解辉格党，并在民主党内部造成严重裂痕，皮尔斯仍坚信联邦能在动荡中保持稳固。他对废奴主义者充满蔑视，视其为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

到19世纪50年代初，皮尔斯认为奴隶制问题将由宪法和美国制度自行解决，前提是遏制那些“狂热分子”。他倡导一种肌肉发达的美国扩张主义，但并未完全意识到国家的每一次地理扩张都引发了关于奴隶制未来的斗争。他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一样，相信北美大陆的广阔足以吸收甚至解决奴隶制这一分裂性问题。

1852年，皮尔斯作为民主党内的黑马候选人获得提名。在多位热门候选人僵持不下后，党派大佬寻求折衷人选。皮尔斯本人对此并无热情，但在包括其好友、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内的支持者推动下，他在第49轮投票中胜出。得知消息时，皮尔斯感到“没有喜悦的激动，只有悲伤”，其妻简甚至因此昏厥。

在竞选中，皮尔斯对阵辉格党提名的美墨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辉格党抓住皮尔斯的弱点，将其描绘为“昏厥将军”和“许多烈性酒瓶的英雄”。尽管皮尔斯试图讨好各方，他仍以1,601,017票对1,385,453票赢得普选，并以254对42的选举人票大胜。自由土壤党候选人、废奴主义者约翰·P·黑尔（John P. Hale）获得了155,825票。

就职前，悲剧再次降临。皮尔斯夫妇在麻省遭遇火车事故，虽然两人身受轻伤，但11岁的儿子本尼（Bennie）遇难。简从此一蹶不振，而皮尔斯在就职典礼上也显得郁郁寡欢。此时，皮尔斯的三个孩子均已离世（长子夭折，次子死于斑疹伤寒，幼子死于车祸），白宫变得阴郁，简陷入隐居状态。

在任期内，皮尔斯组建的内阁和政策议程明显亲南方、亲奴隶制。他的亲密朋友和顾问是密西西比州战争部长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曾指望皮尔斯能抵制“奴隶主权力”，但一位南方代表直言：“所有人都承认，皮尔斯在所有南方问题上的立场比任何南方人都要坚定。”

皮尔斯本有机会引导动荡的国会和国家解决奴隶制扩张问题，但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使这成为不可能。1853年至1856年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及其引发的“流血的堪萨斯”边境内战，彻底毁了皮尔斯的总统任期。1854年，一个由北方人组成的反奴隶制新党派——共和党，在激烈抵抗皮尔斯政府的堪萨斯政策中诞生，并迅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第三党运动。

同年，斯蒂芬·道格拉斯在民主党内部压力下，推动通过了废除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中关于在36度30分以北禁止奴隶制条款的法案。对许多跨党派的北方人来说，这是对关于奴隶制未来神圣承诺的背叛。然而，脱离现实的皮尔斯全力支持该法案，并支持堪萨斯暴力政治中的进一步措施。总统误读了许多北方移民和土生美国人新兴的“自由土壤”意识形态，这些人将西部视为普通人不受奴隶主寡头束缚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

到1856年，皮尔斯的亲奴隶制倾向使他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未能获得连任提名，成为第一位寻求本党连任提名却遭失败的就任总统。在他离任的那一周，最高法院发布了“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t）判决，实质上向奴隶制的扩张打开了整个西部大门，使美国实验陷入极度危险境地。

1861年内战爆发时，皮尔斯顽固地反对林肯政府的联邦战争努力，甚至反对招募联邦军队。他反对《解放奴隶宣言》，并对亚伯拉罕·林肯表现出只有蔑视，导致一些人指责他不忠。他认为联邦的战争是“残酷、冷酷……”的，是由“疯狂和愚蠢”驱动的。

皮尔斯从未接受内战最后几年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他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宣称：“我不能……向……低头”（原文截断，意指他拒绝承认奴隶制的终结或联邦胜利的道德正当性）。

关键要点

• 道德误读导致历史灾难：皮尔斯总统最大的失败在于误读了国家的道德方向。他将政治上的谨慎和对联邦统一的执着，置于对奴隶制道德罪恶的认知之上，最终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 个人悲剧与政治冷漠：皮尔斯的个人生活充满酗酒问题和丧子之痛，这使他在白宫期间陷入阴郁和疏离。这种个人状态影响了他对严峻政治危机的感知和应对能力。
• 亲南方的政策立场：尽管来自北方，皮尔斯在政策上极度亲南方。他支持《逃奴法案》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中限制奴隶制扩张的条款，这直接激怒了北方公众。
• 加速政党重组：皮尔斯政府的政策直接催生了共和党这一反奴隶制联盟的崛起。共和党的迅速成功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辉格党因此瓦解。
• 脱离现实的扩张主义：皮尔斯和道格拉斯等人错误地认为，通过地理扩张可以“吸收”或“解决”奴隶制问题，忽视了每一次扩张都会引发关于奴隶制未来的激烈斗争。
• 内战中的不忠立场：在内战期间，皮尔斯公开反对林肯政府的战争努力，蔑视亚伯拉罕·林肯，并拒绝接受奴隶制终结的革命性变化，这使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