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死亡方式异于常人，但应一视同仁

背景

2016年，退休洛杉矶家庭医生 Ken Murray 发表了一篇题为《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的博客文章，在 Hacker News 等平台引发广泛讨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医生面对自身临终时，往往选择比普通人更少的医疗干预——他们清楚现代医学的极限，宁愿平静地离世，也不愿承受那些他们明知徒劳且痛苦的治疗。这篇基于亲身经历和同行观察的文章，揭示了医疗体系中“过度治疗”的深层矛盾，并促使人们反思：为什么医生会为病人实施那些他们自己绝不希望接受的治疗？

核心内容

Ken Murray 以一位同事的故事开篇：Charlie 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骨科医生，也是 Murray 的导师。他在腹部发现肿块，经手术探查确诊为胰腺癌。当时，一位全国顶尖的外科医生甚至发明了一种针对这种癌症的新术式，能将五年生存率从5%提升到15%，但代价是生活质量极差。Charlie 毫无兴趣。他第二天就出院，关闭诊所，再未踏进医院。他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尽可能保持舒适上。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Medicare 也几乎没有为他花费。

医生当然也会死，但他们死得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得到的治疗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医生们整天在对抗他人的死亡，但面对自己死亡时却异常平静。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清楚所有选项，也有能力获得任何想要的医疗，但他们选择“温和地离开”。

医生不是不想活，而是他们足够了解现代医学的局限，也深知所有人最恐惧的事：在痛苦中死去，以及孤独地死去。他们与家人谈过这些，希望自己在最后时刻不会经历“英雄式的抢救”——比如心肺复苏（CPR）时肋骨被压断（这是正确实施 CPR 的必然结果）。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见过所谓的“徒劳医疗”（futile care）：在生命末期，医生用最尖端的技术去对付一个重病缠身的人。病人被切开、插满管子、连接机器、用药物冲击。这一切都发生在重症监护室（ICU），每天花费数万美元，换来的是连恐怖分子都不愿承受的痛苦。Murray 无数次听到同行说：“答应我，如果你发现我变成这样，就杀了我。”他们不是开玩笑。有些医护人员佩戴刻有“NO CODE”的徽章，告诉医生不要对他们进行 CPR，甚至有人将其纹在身上。

实施让病人受苦的医疗对医生本身也是一种折磨。医生被训练要隐藏情绪，但在同行私下里会发泄：“怎么能有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家人？”Murray 认为，这可能是医生酗酒和抑郁比例高于大多数其他职业的原因之一——他自己也在执业最后十年停止了参与医院护理。

那么，为什么医生会实施那么多自己都不愿接受的治疗？答案涉及患者、医生和系统三方面。

患者方面：设想一个人失去意识被送进急诊室，家人毫无准备，惊慌失措，陷入选择迷宫。当医生问“是否要尽一切努力”时，家人回答“是”。噩梦就此开始。有时家人真的想“尽一切”，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说“做一切合理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合理，也因悲伤和混乱而不去追问。而医生只要被告知“尽一切”，就会去做，不管是否合理。

对医生能力的期望也不切实际。很多人认为 CPR 是可靠的救命手段，但实际结果通常很差。Murray 在急诊室处理过数百名接受 CPR 后送来的病人，只有一个人——一个没有心脏问题的健康男性（他患的是“张力性气胸”）——最终活着走出了医院。如果病人患有严重疾病、年迈或绝症，CPR 有好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遭受痛苦的概率极大。错误认知导致了大量糟糕决策。

医生方面：即使医生厌恶实施徒劳医疗，也必须应对患者和家属的意愿。在急诊室面对悲伤、歇斯底里的家属时，建立信任非常微妙。人们很容易认为医生是出于节省时间、金钱或精力的私心才建议停止治疗。有些医生沟通能力强，有些更坚定，但面临的压力类似。Murray 的做法是：只提出他认为合理的选项，并在早期就用通俗语言明确说明不合理的后果。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他会建议转院。

但有时即使转院，后果也令人痛心。Murray 的一位患者是来自著名政治家族的律师，患有严重糖尿病和循环问题，脚上出现疼痛溃疡。Murray 尽力避免让她手术，但她找了其他专家，对双腿做了搭桥手术。结果循环未恢复，伤口不愈合，双脚坏疽，最终双腿截肢，两周后死亡。

系统方面：医生和患者都是更大系统的受害者——这个系统鼓励过度治疗。在某些不幸案例中，医生利用按服务收费的模式，无论如何都要做一切来赚钱。但更常见的是，医生害怕诉讼，于是做任何被要求的事，以避免惹麻烦。即使做好了正确准备，系统仍可能吞噬人。Murray 的一位患者 Jack，78岁，多年患病，经历过约15次大手术。他明确表示绝不再使用生命支持机器。然而一个周六，Jack 突发严重中风，失去意识被送进急诊室，妻子不在。医生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将他放在生命支持系统上……

（原文在此处截断，但已充分呈现了核心观点和案例。）

关键要点

• 医生面对临终时选择更少的治疗：他们深知现代医学的局限，宁愿平静离世，也不愿承受徒劳且痛苦的治疗。
• CPR 的存活率被严重高估：在严重疾病、年老或绝症患者中，CPR 带来好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痛苦是大概率事件。
• “徒劳医疗”是常见现象：在生命末期，患者被插管、手术、连接机器，每天花费数万美元，却只换来巨大痛苦。
• 患者家属的“尽一切努力”往往导致不合理决策：家属在慌乱中缺乏专业知识，容易同意“做一切”，而医生会照做，无论是否合理。
• 医生自身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实施无意义的治疗让医生痛苦，导致酒精滥用和抑郁症比例高于其他职业。
• 按服务收费模式和诉讼恐惧是过度治疗的系统性推手：医生可能因经济利益或害怕被起诉而提供过度医疗。
• 提前沟通和拒绝不合理选项是医生的应对方式：一些医生会明确只提供合理选项，并建议转院，但转院后仍可能发生悲剧。

意义与影响

这篇文章揭示了医疗体系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悖论：医生比普通人更了解医学，却更少使用它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他们宁愿选择“温和地离开”，也不愿成为现代医疗技术链条上的又一个受害者。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医疗伦理、患者自主权、临终关怀以及医疗体制弊病的广泛讨论。

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让普通人意识到：并非所有“尽一切努力”都是正确的，有时“不做什么”才是更明智、更人道的选择。它促使人们反思临终决策的制定过程，